零部件应对贸易保护主义需攻守兼备

　　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22日签署备忘录，依据“301调查”结果，将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据悉，此次涉及征税的中国商品规模可达600亿美元，汽车行业是否会受到波及还不确定。就在3月的早些时候，欧亚经济委员会发布公告，对进口自中国的铝制汽车轮毂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这是2015年以来欧亚经济联盟发起的第一起涉华反倾销案件，引起业界人士对中国汽车零部件出口频繁遭遇国外抵制的关注。

　　有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汽车零部件行业遭遇国外16起“双反”（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和裁决，同比增长45.5％，直接影响超过15亿美元的玻璃、轮胎、轮毂和散热器等汽车零部件出口。比如，美国在2017年3月对中国特定混合动力汽车及其零部件启动“337调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依照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37节和相关修正案进行所谓不公平竞争行为或不公平贸易行为调查）。再如，2017年10月，欧盟委员会发布立案公告，宣布对进口自中国的卡客车新轮胎和翻新轮胎启动反补贴调查。除了欧美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也加入对中国汽车零部件进行“双反”调查和制裁的行列。2017年，巴西、印度、阿根廷和土耳其等国对中国汽车零部件出口发起11起“双反”调查和裁决，占当年中国汽车零部件行业遭遇国外“双反”总数的68.8％。这些新兴市场虽然整车工业薄弱，但有的依然有独立的汽车工业体系，如印度等国汽车零部件产业快速发展，随时有可能为保护本国汽车零部件产业设置贸易壁垒，这需要中国汽车零部件行业提高警惕。

　　各国在2017年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平台通报的汽车零部件产品技术贸易措施就达73条，同比增长8.9％，涉及机动车信号装置、安全防护装置和汽车电子装置等。随着技术法规加严，汽车零部件质量风险进一步加大。2017年，中国出口汽车零部件遭国外退运金额同比增长100.8％，远高于中国全部出口产品退运金额2.2％的增长率。

　　“双反”调查和设置技术壁垒等都是国外抵制中国汽车零部件出口的手段，究其实质，还是贸易保护主义作祟。那么，中国汽车零部件行业和企业该如何防范，以减少贸易风险？笔者认为需攻守兼备。

　　面对海外市场的种种贸易保护措施，一方面行业和企业要积极应对，争取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出于政治和打压潜在战略竞争对手等非技术经济因素驱使，故意对中国汽车零部件出口设置障碍的情况，也需要从国家层面出手反制，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改善国际贸易环境。

　　为规避国际贸易风险，行业协会和企业有必要制定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协会可对不同地区、不同细分行业的零部件出口进行协调，进而对出口市场和出口产品价格进行指导，把出口产品的价格和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这样就能避免同类零部件出口过分集中在国外某个或某些市场的局面，让国外用不上“双反”的借口，或让“双反”的重拳打在棉花上。对于企业来说，也要注重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分散风险，不要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笔者也建议有条件的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可直接在海外市场投资建厂，在当地进行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减少直接出口，此消彼长，可缓解中外汽车零部件贸易摩擦。

　　同时，应建立汽车零部件出口风险预警机制，以防范国际贸易摩擦。预警的核心是把事后应对转变为事前预防，这就需要建立政府、协会和企业发挥各自作用的“三位一体”预警机制。有关部门应及时做好汽车零部件出口预警，对可能遭遇的贸易保护措施进行预报，并且评估对零部件出口的影响，以便提前做好预案。

　　据笔者所知，其实有关部门若干年前就承诺：“建设汽车零部件产业预警模型和评价系统，把整车产业预警和汽车零部件产业预警结合起来，建立一套预警模型和评价系统，运用贸易救急措施和其他各项国际通行规则，保护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承诺并没有兑现。

　　从产品层面来看，中国汽车零部件频繁遭遇国外抵制的重要原因是商品具有替代性，所以玻璃、轮胎和轮毂等低附加值、高能耗、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往往成为“双反”调查的对象。这些零部件产品既不是国外市场不可或缺的，也不是非中国企业供应不可的。因此，应积极推动我国汽车零部件产品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提高零部件行业创新能力和产品竞争力，开发和制造多种“世界惟一”的产品。其中，跨产业创新产品应当成为中国汽车零部件行业出口的拳头产品，这类产品几乎没有替代性，又是国外急需的，无论出口量有多大，都很难受到国外抵制，或抵制的影响很小。

　　对于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来说，要想更好地走向国际市场，必须加强技术创新、创建品牌，提高物流、生产和管理能力，在市场的风浪中走向成熟。